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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乐的南部阳安、青龙、张家一带,民间至今仍流传着“二女”的传说故事。传说中的“二女”,是人间美丽和善良的化身,也是智慧和祈福的源泉所在。那么,“二女”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何以能够在平乐民间流传千百年来仍经久不衰呢?应该说,这与“二女”传奇的身世以及他们善良的品德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本文试图从“二女”的身世和事迹考辨入手,与关注平乐古代文化的同道人士共同探讨“二女”传说本身的文化内涵及其对现代经济文化生活的启发意义,以图解开这一千古之谜。“二女”其人,在平乐的历史传说中有两种说法,一说“二女”分别是姓陶和姓李的女子;另一说“二女”为谭氏姐妹。尽管在传说和史籍的记载中对于“二女”的姓氏有不同的说法,但民间传说中“二女”的事迹却是基本上一致。比较趋同的版本有两个:
一说“二女”分别姓陶和姓李,系血表关系,他们的母亲都是古时候平乐南部“陶李峒”的大户人家的女儿,嫁到门当户对的人家,夫妻恩爱,在生下女儿后不久生病去世。两个女孩从小就失去了母爱。后来他们的父亲各自续娶了后娘,后娘是个刻薄刁蛮的女人,经常虐待丈夫前妻所生的女儿,在“二女”年纪还很小的时候,他们的后娘就常常把他们象长工一样赶到田间割草,山上放牛,不管刮风下雨,也不论烈日酷暑。尽管“二女”吃苦耐劳,受累受饿,回到家中仍然还免不了受到后娘的打骂。同样的身世,同样的生活经历,使表姐妹经常在一起相帮着干活。在一起时两人常常怀念起亲生母亲慈爱的样子,哀叹着身世的凄苦,互相鼓励着对方要顽强生活下去。凄惨的身世,使得表姐妹在沉重的农活之余,常常生发出许多美好的幻想,他们一同向往着诞(圣)山深处美丽幽静的自然景致,憧憬着有朝一日能够携手流连诞山的林间溪边,避开人世间的所有痛苦与烦恼,消遥自在地生活在桃源仙境似的诞山的松泉皋野。一日“二女”在诞山割草放牧,忽遇一白髯老叟,被点化成仙,飘然羽化,从此常常仙游于昭州大地的林间山野,遇旱则施雨,逢苦则济困,成为平乐南部乡民十分崇敬的祈福之神。
一种说法,认为“二女”姓谭,其母亲姓陶,生于古时候平乐南部乐山里“陶李峒”一带的大户人家,嫁与谭姓男子为妻,生下谭氏双胞胎姐妹后不久辞世。“二女”的父亲后来续弦再娶,后娘是位刁蛮恶妇,时常虐待“二女”。“二女”不甘受虐,常离家跑到村后的诞山摘果裹腹,掬泉解渴,后在山上偶遇仙人点化成仙,自此常飘游于当地,解危济困,降甘施露,为当地乡民所崇祀。
——“二女”虽出身于富裕人家,但却是富豪人家的“另类”。他们生长于富足人家,却享受不到普通富裕人家食无虑衣无忧的生活,自小历苦磨难,饱尝人世间的酸甜苦辣,豪门的奢侈与他们沾不上边,她们都是豪门家庭的弃儿。
——“二女”的身上体现了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吃苦耐劳,韧劲十足。虽然受到不公正待遇,却无怨无悔,其忍耐能力,正是古代传统中国妇女身上所特有的性格特征,虽承受着生活的沉重压力,但他们从不怨天忧人,尽管生活艰辛,却从不眠灭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二女”的身上集中了传统中国妇女“真、善、美”的良质,是中国传统的审美价值观念的真实体现。美丽善良的天性,同情弱者,扶助危困的品德,使他们象传说中的观音一样,受到人们的尊崇和称道,从而在人们的心目中,把他们当作了完美化身,是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和美好生活的“神”。
正是由于“二女”弱者的身世以及他们传奇的经历,使得他们的事迹在古代史迹的记载中越传越神,成为平乐南部以至整个平乐乃至周边地区人们十分崇敬的“神女”。如与平乐辖地恭城县相邻的湖南江永县,“二女”的传说中更是把主人公演绎成了聪颖智慧的“女书”的发明者,可见古时“二女”在平乐以至周边地区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二、“二女”生活年代的初步考辨
那么“二女”具体又是怎么样的人,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他们又是何时何地人,生活的时代社会背景是怎样的呢?
从现存史料的零星记载中,我们掌握的“二女”生活时代基本上有三种说法。
一是南宋说。即认为“二女”生活在南宋晚期,持此说的史料依据有南宋著名理学家祝穆编撰的《方舆胜览》。《方舆胜览》是一部研究地方史籍的综合性的地理志,最早成书于南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该书对平乐山川的记载中有“陶李峒”条目,原文是:“陶李峒,在平乐县,有二仙庙”。说明“二仙庙”至少在南宋理宗嘉熙年间就在平乐建有了。
光绪三年《平乐府志》卷23“仙释”对“二女”的记载,也认为“二女”生活在南宋时期:
“谭氏二女,端平间人,家于乐山里鮓塘村之诞山。继母不慈,备极苦楚。一旦脱胎于诞山绝顶,飘然羽化,呼吸风雨,应如影响,闻者异之。舅氏陶克忠躬耕望雨,适二女至,女曰:“饮我即雨!”舅氏犹豫,女复曰:“饭我即雨!”舅氏饭之,二女飞腾圣山,俄顷大雨如注,舅氏往从上呼,则下应,下呼则上应,变幻无端,莫知所之。时有霜妇往祭,困登高有难色,女即飞茅于诞山之原,人异之,即立祠以祀,每岁旱有祷辄应,故世传为诞山仙云。”
——这里的记载,明白告诉人们“二女”是南宋理宗端平年间(1234—1236年)人,家住平乐南部乐山里(即今青龙、阳安、张家一带)诞山脚下的鮓塘村。
第二种说法认为“二女”是北宋时人,这种说法的依据是北宋理学大师、朝廷吏部侍郎邹浩的《仙宫岭诗》中对“二女的描述:
晓日生岭端,遮日成清荫。炎氛遽辟易,兴逸安能襟。
仙宫风尘表,高高百午寻。石路上曲折,健足犹难住。
卓约两仙子,双鬟坐沉吟。巫觋意何许,门窗藤蔓深。
樵叟向我言,自古传至今。去州五十里,有洞郁森森。
陶家李家女,年各胜巾衿。恍惚若逢遇,相与登崎崯。
一朝作蝉蜕,英魂不坠沉。乡人共祠之,仿佛来顾歆。
水旱祷辄应,民吏同所掀。此宫乃行宫,春秋荐诚谌。
言已叟仙去,四望祛烦襟。萦山真南耸,龙岳山朝壬。
越王连佛子,密山秀孤岑。回环万峰峦,插云皆玉簪。
滔滔两川流,会合通梧浔。渔舟糁木叶,城郭几突黔。
虚徐韵长松,飞鸣集珍禽。须叟烟霭青,遐迩浮祲祲。
变化纷见闻,饮酒时一斟。我罪贷五鼎,我躯重千金。
难居瘴疠乡,肯使瘴疠侵。囊衣完旧裾,匣剑存初镡。
气听谢耳力,谁道无弦琴。子期久冥漠,天地为知音。
中和王度新,祈招詠愔愔。赐环谅匪期,聊以写我心。
邹浩是北宋著名理学大师,北宋徽宗崇宁年间因言获罪,被革职流放平乐,在平乐一共生活了四年(1103—1106年),《仙宫岭诗》即是他在平乐生活期间写下的诗作之一。邹浩写《仙宫岭诗》时,比南宋理宗的端平年间整整早了一个多世纪,时间跨越了130多年,从邹浩的《仙宫岭诗》对“二仙”的描述。我们知道,早在邹浩生活的年代,“二女”的故事就在平乐民间广为流传,而且到了邹浩生活的北宋晚期,民间已经建有供祀“二女”的庙祠了。这就说明“二女”生活的年代,起码应在邹浩生活之前的北宋中期,甚至更早的北宋初期。
有一种说法认为“二女”是五代时候人。此说的依据主要是《名胜志》中这么一段文字记载:
“诞山一名圣山,在城东南八十里乐山里,巍峨插天,亦有三峰。五代时有谭氏二女产此山下,及长,修黄老之术,不知所之。一日,里人以不雨为忧,二女至,谓之曰:“汝能饷我即可得雨。”翁递饷之,不信也。二女甫去,果大雨如注。翁知其神,追觅不见,山下呼之则上应,山上呼之则下应。循至一巨石,四围无草木,二女衣带在焉。翁异之,白其事于众,是后见二女于石上栉发,因建庙山下祀焉。”
康熙五十五年知县黄大成编修的《平乐县志》卷五对“二女”的记载条目中,黄大成对谭氏二女为“端平间人”的说法也提出了存疑,并且把《通志》中记载的“二女”为“五代时人”的说法也列于其后,供后人考订。这也是“二女”为“五代说”的另一依据。
综合以上三种说法的史籍依据,以及平乐民间至今流传的“二女”传说故事,笔者认为,二女生活的年代应该在五代末至北宋初这么一个时间段。
首先,“二女”为“端平间人”的说法可以排除,因为我们知道,端平是南宋理宗的年号,理宗赵昀在位时间达35年,其中以端平作年号的只有3年。如果说“二女”生活在端平年间,那么短短三年尚处幼童阶段的“二女”,是不可能有成年人的思维和意识的。而史迹记载和传说中的“二女”,却是黄老之术修炼得出神入化的道教人物,显然,《平乐府志》记载中把“二女”认定是“端平年间人”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何况从邹浩的《仙宫岭诗》描述“二女”的诗句看,早在北宋时期,“二女”的传说就在平乐民间流传了。
其次,把谭氏二女生活的年代确定为五代,似乎也缺乏依据。五代是指唐亡之后到北宋政权建立前几个小王朝交替统治的短暂时期,这五个小王朝分别是梁、唐、晋、汉、周,即历史上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前后时间只有53年,而且政权所及范围都不能涵盖唐王朝当时的疆土。平乐在五代时经过了五个小王朝政权更迭的53年,这动荡的53年间,社会极不稳定,民众生活在战火兵燹之中,不可能出现民间修仙炼丹,立庙祀神的清静太平。所以说“二女”生活在五代时期,是不可信的。这还可以从民间的传说中得到进一步印证。
传说中谭氏二女是平乐南部陶氏、李氏家族的后人。实际上,从五代起,平乐南部阳安、青龙、张家一带。史称“陶李洞”,都是陶、李家族的领地。而这带陶、李家族的祖先分别是陶英、李梁,在唐末曾官至太尉。
据光绪10年《平乐县志》记载,陶太尉名英,字俊杰,山东青州诸城人。李太尉名梁,字应君,山东青州益都人。二人在唐未昭宗在位时同朝为官,因同乡情谊,私交甚厚。因看不惯当时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温)的擅权专行,常上书谏言,触犯了朱全忠。天佑年间,岭南瑶民起义,南方很不安宁。朱全忠为了拔去眼中钉,趁机向昭宗建议将陶英、李梁二人调离京都。昏庸的昭宗听信谗言,于天佑二年(905年)任命陶英、李梁为“征南”大将军,率兵8万征讨“西粤昭州瑶蛮”。陶、李两位太尉本身具备文功武略,在朝廷又十分合拍,所以指挥军事配合得相当好。他俩率部进驻平乐,不及数月,便将起义瑶民镇压下去,“平蛮”之后,二人安抚民众,治理政务,把昭州军政治理得有条有理,待地方政局稳定后,天佑四年(907年),正准备班师回朝,忽闻朱全忠弑君称帝,取唐为梁(历史上的后梁)。陶、李二位太尉忠君至上,不愿接受后梁的招抚,“耻为梁臣”,又自忖无力灭梁复国,只好自卸兵权,带着眷属及莫、翟、宾等姓将领,屯田戍边于昭州南部的诞山脚下。陶、李二太尉释兵之后,寄情于平乐南部山水,整天寻仙访道,倒也乐得清闲。因二人门阀相对,故儿女之间亦结为世亲。其余将领也随二公休养生息,儿女互为通婚,从此在诞山脚下繁子衍孙,使诞山脚下今青龙、阳安、张家一带变成了陶、李家族的领地,历史上将这一带地方称作“陶李峒”。
“二女”是陶、李家族后人这一身份,从史籍记载中可以确认无疑。在史志资料的记载中,“二女”的舅父姓陶,名叫陶克忠,据光绪三年《平乐府志》记载:
“蓝殿仙师陶克忠,五代陶太尉之后,学黄老之术。其妹适谭氏生二女,白日飞升。忠方躬耕望雨,二女忽至,曰:“饭我即雨”。饭毕果雨至。忠随雨化,洪武间立庙祀之,至今享祀日隆。”
从上述记载我们可以知道,“二女”的母亲、舅父是五代陶太尉陶英的后裔,至于是陶太尉的第几代儿孙,史志没有详细注明,但平乐历史上陶姓名人自陶太尉陶英之后也有见载于史志资料,如北宋初建隆间曾官至国子生奉直大夫的陶英四代孙陶滹。开宝间跟从潘美扫灭后汉,亲自擒捉了后汉皇帝刘承祐,被授任为龙平县令,任内颇有政声,后为太祖召入京任光禄寺正卿的陶英第五代孙陶绍宗。绍兴间登进士,官拜福建监察御史的陶致完,还有淳熙间父子同进士的陶怀信、陶怀拱和陶庚。他们都是平乐历史上元代以前见诸史书记载的陶氏家族名人。“二女”的舅父也是陶氏家庭的名人,从其事迹记载中只提陶太尉而未见宋以后陶氏名人来看,陶克忠起码是早于陶英四代孙陶滹之前的后裔,应生活在五代晚期,那么从这个时间推断,陶克忠的外甥女谭氏二女,也应是生活在五代晚期至北宋初期这么一个时间段。
流传于平乐南部青龙、阳安一带的“宾公”的传说,对谭氏二女为五代晚期至北宋初期时人也从另一个侧面有所佐证。
传说宾公是平乐历史上有名的地理先生。其成仙前生于乐山里(今青龙乡)的寨宾村。小时候家里很穷,其本人则很聪明,常常为大户人家放牧于诞山脚下,一日,宾公于放牧诞山之上,见一石间两白衣仙女在对弈,为仙女端庄美丽的神态和他们的棋艺所吸引,不觉移步侍立仙女身旁,观其下棋。二女下棋间,不时品尝石桌旁碟子所盛的野果。宾公观棋入迷,不觉时间流逝,饿了,不敢问仙女讨果,只好舔食仙女吃完丢弃的果核。一盘棋下完,时间已过了三天三夜,仙女即将离去,去前以纤手抚宾公前额,并将一卷仙书送与宾公。宾公循路回村,但见原先儿时伙伴,都成白发苍苍老叟。见其归来,十分惊讶,以为宾公放牧山上,被猛兽所食,谁知三十年后,宾公会回到村里。宾公将遇仙女观下棋之事告诉乡人,乡人方知其遇神仙。宾公回村后,将仙女送的仙书反复研读,竟成了远近闻名的地理方士。
从这一传说中可以知道,宾公是在诞山遇“二女”点化,学得道行的。那么,宾公又是什么时候人呢?光绪三年《平乐府志》卷八有这么一段有关宋代“方伎”的记载:
“宾公号洪济,别号紫竹道人,遇异人授白鹤青鸟之术,寻龙穴砂水著犀照留记示后世,往往奇中。谚有之:何三八黄昏葬祖,五更发此。公所卜也,盖地术中之道眼,或传有仙气焉。”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宾公是宋代的方士。那么从民间宾公是遇“二女”点化这个传说推断,宾公是与“二女”同时代的人,而且稍比“二女”生活的时间要迟,由此可以断定,“二女”生活的确切年代,应是在五代末至北宋初。
三、“二女”传说的文化内涵对平乐旅游开发的现代启示
“二女”传说反映了五代至北宋这一时期平乐南部的社会状况,是我们考查平乐五代至北宋初期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史籍依据。“二女”传说故事优美传奇,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同时也是我们研究平乐古代民族民间文学的重要资料。“二女”在平乐南部民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之所以流传千百年来始终不衰,是与故事本身的传奇性、传奇人物的人格魅力分不开的,更重要的是,“二女”传说折射出的深厚历史文化内涵。
首先,“二女”传说反映了平乐南部以阳安、青龙、张家为主的历史上是平乐文化发源地这一事实。实际上,南部地区的阳安、青龙、张家作为平乐文化的发源地,早在战国时候就已形成。1974年,文物部门在银山岭发掘了110座战国时期的墓葬,出土了陶、青铜、铁器等文物1044件,其中青铜器377件、铁器181件。从出土的兵器上刻有楚国内地地名来看,明显是从楚国内地带来岭南的,说明银山岭这一带自战国时期楚国吴起“南收扬越”以后已成为楚领地,中原与岭南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使得银山岭一带的平乐南部,很早就积淀了既有楚文化的痕迹,同时也有明显越文化特点的平乐文化。作为楚越文化结合点的阳安、青龙、张家,自战国时候开始,就奠定了其作为平乐文化发源地的地位。
从吴起“南收扬越”把平乐纳入楚国的版图开始,中原南下的戌兵与当地西瓯人共同开垦当时尚处蛮荒的平乐,千百年来几经战乱和融合,创造了灿烂的平乐历史。到陶太尉、李太尉屯兵垦荒的时候,平乐南部一带的开发已有一定基础,经过陶、李太尉和他们的部将的多年经营,到了五代至两宋,尽管外面是动荡不安,这里却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成为尘世之中难得偏安的人间乐土——“陶李洞”。特别是北宋政权相对稳定后,随着北方一些流宦谪官的到来,兴学之风开始在平乐盛行,伴随着邹浩等人设馆授徒,讲授理学要义,平乐当地的文化更趋同于中原文化,在当时社会经济还不算发达的时代,平乐当地能够通过科举入仕,且在历史上留下名气的人如北宋时期的陶睿、陶绍宗,南宋的陶怀信、陶怀拱、陶庚、陶致完等,都出自“陶李垌”范围的南部地区。
相对偏安的历史时代,同时也折射出那个时候的一些风土民俗。男权致上,妇女没有地位,黄老之术盛行,民间建祠祀神之风流行等等……这些时代风俗为“二女”的产生和演化提供了丰腴的社会土壤——这也是“二女”传说能够在平乐南部地区得以流传以至占据人们心目中崇高位置的原因。所以,从“二女”传说的考证,我们可以挖掘出深厚的平乐历史文化的内涵。
其次,“二女”传说对于现代经济社会来说,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在各地不断挖掘丰富的有中国特色文化内涵,特别是当前桂林提出建设“国际旅游名城、历史文化名城和生态山水名城”的背景之下,“二女”传说不失为平乐旅游的一块好牌。有识人士在开发平乐旅游的过程中,应该独具慧眼,盯住“二女”传说本身蕴藏的丰富文化内涵,把“二女”传说的整理与旅游景点的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将平乐南部特别是诞山一带美丽的景致开发出来让游人观赏,同时要将“二女”传说故事的相关内容,很好地贯串在景点开发当中,达到在旅游中领略平乐古老文化,在文化感受中欣赏美景的目的,如新规划的三江口金子岭休闲公园,就可以在规划设计中融入“二女”文化因素,把“二女”的传说故事贯串于景观的设计细节中,在修建观光阁的同时,修建祀奉“二女”的“二仙祠”,还原“二女”传说的历史故事;沿山也规划建设一个仿古的“陶李村”,给各户仿古建筑冠以“陶府”、“李府”以及“莫府”、“欧府”、“宾府”等等……整个景点以观赏三江汇合处美丽风光景色和领略平乐南部宗族文化为主题,把清明联宗祭祖、参观“二女”仙祠,弘扬“二女”行善济困精神的内容有机结合进来,那么这一景点浓郁的“二女”地方文化特色必将吸引外地游客前来观赏。当然,这一项目要开发成功,离不开策划,建议我们的旅游部门请一些懂行的规划、旅游、民俗、建筑、设计等方面的专家、深入研究,好好论证,拿出切实可行的项目可行方案,进行招商引资,力争把此项目当作平乐旅游的品牌项目开发出来。
再次,“二女”传说本身的文学价值意义深远,传说的主题是扶弱扬善,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传奇文学以及宗教教义中共同倡导的主题。如何把这一主题深化,达到教化民众,构建新时代的道德文化标准,需要我们的文化、宣传、教育人士进行深入研究。挖掘“二女”传说的文学价值,不妨重视这一文化课题,在人力、物力方面提供政府支持,收集整理“二女”传说的资料,以“二女”传说为素材,创作各种“二女”传说的文学体裁,以绘画、书籍、说唱、舞台形象等形式,宣传“二女”,通过平乐特有的桂剧、彩调、渔鼓、零零落等艺术,不断丰富“二女”传说的内容,使之成为平乐文化的一大“品牌”。
此外,“二女”传说中折射出来的丰富的民俗文化、宗教文化,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平乐的社会经济以及现实生活也有十分难得的启示。多角度、深层次、广范畴的研究“二女”传说,给我们现代生活的启示是十分深远的。只要我们能够多思考,充分认识到“二女”传说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对现实生活启示的意义,在“二女”传说的挖掘和整理中一定会找到文化和旅游等经济生活的理想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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